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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经学教育的特点？
经学原本是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，但在中国汉代独尊儒术后为特指研究儒家经典，解释其字面意义、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，仅《四库全书》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、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。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，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。
经学产生于西汉。
经学产生于西汉。
汉代起初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，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，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，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，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，使之传世。因为文字、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，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。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，坏孔子宅，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；汉武帝时，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《周官》，皆收入秘府（即官方皇家图书馆）；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，得几篇《尚书》。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，与通行的五经相比，不仅篇数、字数不同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，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。 汉武帝即位后，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，实行了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，改变博士原有制度，增设弟子员，有五经博士之说。从此儒学独尊，由於乐已无书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，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，也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。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、解释五经为主业。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，可以将经学视为先秦原初儒学的继承和发展。
经学是汉代兴起的学问.
经学作为阴阳五行化的儒学,其主要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.
首先,借助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框架,构筑了经学“天人”之学的规模.汉代经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“天人”之学的理论体系.邹衍善言“天人”之学,号称“谈天衍”.他将“阴阳说”和“五行说”融为一体,以“阴阳消息”论宇宙的变化原因,以“五德终始”为宇宙的变化模式,旨在论证“天象”与“人事”间的互动关系,建立囊括天人、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.董仲舒吸纳这了一理论成果,以阴阳五行为其理论体系的框架,将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主张填充其中,如以阴阳比况三纲,以五行比况五常,完成了汉代经学的理论奠基和改造.
其次,利用阴阳五行说的推论模式,建立了经学的方法论.汉代经学的方法论具有经验论和感应论的特征,这些显然深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.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在论述邹衍思想时说：“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,《终始》、《大圣》之篇十余万言.其语闳大不经,必先验小物,推而大之,至于无垠.”其中所谓 “先验小物,推而大之”的模式,演化为董仲舒“与人相副,以类合之,天人一也”（《春秋繁露·阴阳》）的经验论思维.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,它深刻地影响到汉代经学.如今文经学的代表作《春秋公羊传》就“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”,古文经学也不例外.
再次,齐学的部分内容进入儒学,经学的内容杂糅化了.阴阳五行说即具有杂糅化的特征,综合“阴阳”说和“五行”说,兼及“仁义节俭,君臣上下六亲之施”等.阴阳五行说这种杂糅化是齐文化开放性和兼容性的反映.汉代经学显然受到影响,如董仲舒以“阴阳”喻“刑德”,法家思想进入经学在其中占得一席之地,又讲“强干弱枝”,“赏善诛恶”,“责名考质,以参其实”,表现出“霸王道杂之”的特征.而董仲舒讲“为人君者,居无为之位,行不言之教,寂而无声,静而无形,执一无端,为国源泉”,则显然是吸收了道家黄老学说的思想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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