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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复的教育思想？
(1)“鼓民力”“开民智”“兴民德”的“三育论”：
严复主张用和缓的教育救国的方法来破除中国的厄运，主张中国要富国，具体的途径便是用三育救国，即“一曰鼓民力，二曰开民智，三曰兴民德”所谓鼓民力就是要发展体育，要使国民有健康的身体，禁止吸食鸦片和革除女子缠足的陋习;开民智就是要废除八股，学习西方，要开发国民的智慧，具有实际的知识本领;兴民德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民主、自由、平等的道德观念，代替封建的伦理道德。这三育教育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德智体三育武装国民，取代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。他还强调这三育是统一的、相互联系，不可偏废。
(2)“体用一致”的文化教育观：
严复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，他认为洋务派讲的西学只不过是学习西方的皮毛，真正的西学要包括西方的“民主”、“政体”、“科学”。他不同意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提法，认为体和用本不可分，中学与西学各不相同，“中学有中学之体用，西学有西学之体用，分之则两立，合之则两止。”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这一问题。从严复对西学的态度来看，有“全盘西化”的倾向，过于忽视中国传统学说也是片面的。但他积极提倡西学，主张“体用一致”有积极意义。
严复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取决于那个国家的民力强弱、民智高下和民德的好坏。他认为中国最大的忧患不是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的,而是愚、贫、弱。其中愚最为重要,因此“愈愚”就为当务之急。
严复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教人以自强,给人民以智慧,要想救国必须从教育着手。严复是近代中国从“德、智、体”三方面来讨论。
一 论教育救国
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，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身状况，怨天尤人无济于事。中国之弱，就是因为民智闭塞，学术空疏，缺乏竞争的总体实力，救国的唯一良方“开民智”，即全面提高国民素质。他对当时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持低调估价，认为“民智不开，不变亡，即变亦亡”。以国人素质之低下，即使搞改革，也只能是除去一弊害又会表现为另一弊害，终究没有希望。所以，“为今之计，惟急从教育上著手，庶几逐渐更新乎”。严复把教育视为强国之本是正确的，但如果不消除政治上的阻碍，教育也难以改革、发展。
二 论学习西学
严复早期对西方文明极为推崇。他在《论世变之亟》中对比中西之学的一系列差别，基本上都是颂扬西学而贬抑中国传统。例如中国亲亲，西人尚贤；中国尊主，西人隆民；中国委天数，西人恃人力；中国夸多识，西人尊新知，等等。他的结论是要想富强“非讲西学不可”。严复反对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认为中西之学各有其体用，就西学而言，是以自由为体，以民主为用。出于这个立场，他也不赞成争论“西政”和“西艺”哪个更重要。“艺政二者乃并出于科学，若左右手”。严复过于美化西学是片面的，但他强调要从整体上来看待和学习西学，抓住其民主和科学的实质，而不是取其皮毛，这又是他高出一般人的见解。
三 论三育并重
严复是中国最早论述三育并重的教育家。他说：“讲教育者，其事常分三宗：曰体育，曰智育，曰德育，三者并重。”其中体育是国民素质的基础，近世中国民力孱弱，被外人讥为“病夫”，因此必须加强体格训练，以“鼓民力”。国民才智是国家“富强之源”，智育包括学问和事功两个方面，不能只在书斋里作学问，要“观物察变”，运用于实际，以“开民智”。德育在三育中最重要，但不能再因袭封建的人伦纲常，要树立国家观念和社会公德，以“新民德”。
严复晚年思想日趋复旧，积极提倡尊孔读经，临终遗言中强调“旧法可损益，必不可叛”，这也是多数改良派人士后来的共同倾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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